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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科技风险投资重回美国和欧洲尚为时太早

尽管政客们希望将科技制造产业带回西方国家,但目前的经济形势却不利于此

随着拜登政府推动中美脱钩,在世界其他地区产生了连锁反应。欧洲仍然受到美国政治的强烈影响,并正在效仿美国。


西方政治家希望将科技制造业带回本土。根据最近对企业投资者的调查显示,政治问题是他们在中国投资的最大担忧之一。


但是,虽然苹果等科技公司正在慢慢将制造业务从中国转移出去,但他们是正在将业务转移到印度、越南和墨西哥,而不是美国。


现实是,将制造业带回美国或欧洲并不像看起来那么简单,因为东西方几十年的合作建立了根深蒂固的联系。


我们认为,西方制造产业的回流将是一场长期的纷争,与此同时,中国的硬科技企业将继续成为优秀的投资目标。


1.重建工业价值链需要时间

美国在上世纪70年代将大量生产外包出去,比如电子产品,90年代又扩展到了信息技术和通信领域。重拾这些生产需要大量的时间、投资和努力。即使是最基本的必需品——不起眼的N95口罩——也需要克服复杂的障碍迷宫,才能在美国制造出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公司不得不从中国进口材料和生产设备,以便在当地生产口罩。因此,仅仅为了确保有替代的来源和资源而建立一个有弹性的供应链也并非轻而易举。此外,美国政治的政治格局也让政府监管机构之间的合作成为一个挑战。


2.资本市场并不看好制造业

“制造差距”(见上文“微笑曲线”):由于资本回报率太低,导致资本市场普遍不太看好制造阶段。“微笑曲线”假说表明,制造阶段是整个工业价值链中最没有价值的阶段。


根据彭博的数据,芯片设计师享受高达60%的毛利率,而生产/组装芯片的公司毛利率平均只有17%。目前芯片设计由美国市场主导,占68%的市场份额,但在外包半导体组装/测试市场,美国只占有3%。


“企业很难找到银行为新工厂建设提供贷款,尤其是在需要长达20年才能还清贷款的条件下。”


在西方,由于劳动力和能源价格昂贵,公司很难找到银行为他们的新工厂融资,特别是如果需要长达20年才能还清的话。


即便是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内的资本流向也不看好制造行业——只有不到四分之一流向硬科技。假设其中大部分是R&D、设计和营销,我们可以预计投入到产品实际制造中的就更少了。然而,有高达34%的资金投资在互联网行业,其余的投资在各种各样的服务行业和基础设施上。


3.《芯片法案》和《降低通货膨胀法案》并不能让小型创业公司受益

《芯片法案》和《降低通货膨胀法案》是为了鼓励制造业回到美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和保护知识产权。尽管补贴和减税政策已经到位,但这些大多有利于大型企业集团,如英特尔或德州仪器。从WACC(加权平均资本成本)的角度来看,预期回报率仅为10%-15%。对于由风险投资支持的小型创业公司来说,预期回报率只有在30%及以上才有意义。然而,往往是这些小公司占据了大部分的市场份额。


正如《S&P全球市场情报》的报道,“还有许多挑战是《芯片法案》无法直接解决的:经济因素、物流发展瓶颈及混乱、贸易战、不断变化的地缘政治和技术壁垒的复杂组合,这些挑战可能会减轻该法案带来的任何积极影响。”


4.前车之鉴:十年前的清洁技术泡沫

2011年Solyndra的破产对于许多科技投资者来说是一个宝贵的教训。21世纪初清洁科技泡沫破裂而导致的轰动性的失败,造成价值十亿美元的政府拨款化为乌有。从利用光敏材料转化太阳能是一个很有前景的想法,这也是这家清洁科技公司能够获得如此多的拨款的原因,但是在最终交付和生产制造方面并不令人满意。这可归因于三方面:


a)极高的制造成本

从R&D到制造再到分销,生产问题就没有得到没有解决。Solyndra投资了一台非常昂贵的定制机器,但仍然无法达到预期的产值。最终,Solyndra模块的生产成本比传统太阳能电池板高出30%。


b)多种能源价格下跌导致业务增长缓慢

时运不济导致Solyndra性价比不高。2008年,太阳能电池板生产的关键要素多晶硅价格为每公斤300美元,而当联邦政府批准Solyndra的贷款时,价格降到了每公斤50美元。天然气价格下跌,导致能源价格下跌。与此同时,中国制造的太阳能电池板性价比突出,成为一个更可行的选择。


c)收益缓慢

私人风险投资基金通常以3-5年为周期。能源和环境技术在传统交易所的首次公开发行平均需要8.3年。


首先,正如TechCrunch报道,“Solyndra有创新点,但不论是与其他能源竞争,甚至与传统太阳能电池板竞争,它都没有很高的性价比。其次,多因素并驾齐驱—2008年金融危机、天然气大降价、中国高性价比的优质太阳能电池板—对Solyndra构成了极大威胁。


今天,同样的事情却仍在发生。被吹捧为零排放运输、能源供应和基础设施解决方案全球领导者的尼古,其股票(NKLA)价格目前下跌了70%。在美国建造一座芯片厂并不便宜甚至简单,其成本是在亚洲的好几倍。在美国,仅仅一座入门级工厂就将耗资100亿至200亿美元,建设时间长达5年,再加上运营成本,投资额更是巨大。而且,一家芯片厂平均每天需要470万加仑的水,无法满足当今的ESG要求。此外,在美国,一名半导体工程师的年薪为118,300美元,而在台湾,同一名工程师的年薪为32,500美元,高额的工资大部分都会出自于消费者,因此并不划算。


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教授Dan Wang认为:“在亚洲大规模生产集成电路和芯片要便宜得多,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劳动力成本更低。”TSMC创始人张忠谋也说过,在美国制造芯片的成本比在台湾高50%。


5.特斯拉不仍然成功了么?

当然,许多人会把特斯拉列为美国最著名、最成功、最硬核的科技公司。值得注意的是,除了美国,特斯拉还在全球受欢迎的市场建厂:从加拿大、德国到中国。它的成功背后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a)特斯拉是一家直接面向消费者的公司。因此没有中间商成本,位于客户国家的工厂更是如此。

(b)这位创始人因最近将Paypal出售给Ebay而得到了大量个人财富,然后用这笔财富替公司承担了很大风险。


我们可以有把握地假设,99%的材料或硬技术创业公司负担不起这种模式。


事实上是,一枚用于防御乌克兰和俄罗斯的便携式标枪地对空导弹包含200多枚芯片。但是拯救生命的医疗技术,如帮助开发疫苗的系统,也需要芯片(只是每台设备的芯片要少得多)。对于军事领域之外的行业,有经济环境支撑的科技制造业更容易脱颖而出。


当将科技制造业带回国内是出于政治动机时,而缺乏对经济基本面的考虑时,会不可避免地增加成本。即使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和资源,失败的风险依然存在。虽然市场上出现了硬科技创业公司的复苏,但我们更愿意保持谨慎的态度—因为资本投资者必须首先关注经济环境。


我们相信这一点,是因为我们的投资理念不仅围绕科技背后的技术,还围绕赋予科技成长环境的宏观/微观经济学。这也是遨问创投的投资项目屡屡成功的原因之一。


“我们预计,这将是一场漫长的价值链斗争。”


简而言之,我们预计这将是一场漫长的价值链斗争。虽然西方有计划和行动在缩小这种制造差距,但要成为普遍现实还需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直到西方制造成本下降到可以胜出中国制造业。因此,中国制造在成本、质量和经验的优势仍然是我们目前的首选。


周敏博士是CM Venture Capital的首席执行官,CM Venture Capital是一家总部位于中国的投资公司,与许多跨国公司合作完成投资尖端硬科技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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